2007-10-18 星期四(Thursday)
The idea of struggle and dedication and fulfilment, the idea of human quality, belongs only to certain societies. -- V. S. Naipaul: Among The Believers
天快黑的時候電話響了。“王二要請你喝酒。我們五分鐘之後到。”他說。
我叫王二的車停在我住的小街路口,帶了一冊我翻譯的書趕緊出門了。這書我說過要送王一的。
他們兩兄弟都有些發福。王一離了婚一直在減肥,不過肚子還是肉鼓鼓的。他這幾年喜歡玩帥哥,基吧混多了,裝束也變了不少,不再是以前的國家幹部打扮了,而是穿上花襯衫與休閒褲,腳上一對波鞋。他的髮型,從前一直都是官員喜歡留的那類大包頭,最近突然變短,額前的頭髮打直,弄得很是蓬鬆,我想該是理髮師的造型。上次見他,著實嚇我一跳,笑說你愈來愈像相公堂子的帥哥了,就差再挂一個耳環。唯一沒變的,是他夏天依然手搖一柄摺扇,一面是自己畫的山水人物,一面是自己寫的或請老同志題的詩文,走到哪里搖到哪里。
王二的皮膚比王一黑,五官要粗些,嘴唇很是肉感。三十好幾,前額就開始微謝了。前年他跟新婚老婆去菲律賓與香港玩,借道深圳,我就聽他擔心自己的頭髮,好在過了兩年,看來起碼止跌了。他這些年做房地産策劃,是什麽公司的總經理。這兩年開的車從奧托換到別克,又住進躍層式公寓。中國大城市的房地産市道這麽好,中國那麽多鄉下人要進城打工置業過美好生活,要是房子繼續漲價,我想他買個商鋪收點房租再開間清淡酒吧的願望並非遙遠。我要聲明的是,我是真的喜歡他三番五次談起自己的這個願望,因爲他那些虛實難辨的閒聊,這是我唯一覺得比較實在的東西。
我上了王二的別克,坐在後座,把書遞給王一。我問王二到哪里喝酒,他說不遠,就在科甲巷。我說我知道,就是基督教女青年會那裏,一半新建築,一半舊房子,都是青磚,最近新開了一間美國牌子的冰淇淋店。王二說就是,那裏很像上海的新天地。我說我好幾次路過,就是沒坐下來過。
車就在市中區打轉。這個城市晚上比白天好看多了,沒有那麽灰撲撲,因爲各種燈光的烘托,那些醜陋建築也沒那麽醜陋了。我雖然向來喜歡走路,但坐車其實也有個好處,就是聽不到行人清喉嚨,也看不到他們吐痰。
王一坐在前排,翻著我給他的那本書。
“周哥,你翻譯一本書要掙二十萬吧?”王二說。
“哪里哪里,掙點小錢。”
“哪天我也寫本書,寫點房地産行業的內幕什麽的。”
“好啊。”
車到春熙路。我和王一在科甲巷口下車,王二說他要去停車,叫我們先去喝酒的地方坐下。科甲巷這兩年大有變化,不再是以前的破落兼鄉氣商業街,而是頗有幾分香港或東京鬧市的氣氛。巷內一側,一溜商鋪都是新建,嶺南或閩南的騎樓式樣,雖然不合本地傳統風格,看去卻不礙眼。日本人似乎大軍挺進,除了以前的伊藤洋華堂,去年到今年,這一帶又添了西武百貨和伊勢丹百貨。後者月前才開業,我去逛的那天,一樓沒開冷氣,燈火輝煌,熱得要命,於是趕緊鑽進地下超市,出來卻滿心可笑的沮喪,因爲太多小民無緣的精美昂貴東洋日用品。站在大衆角度看,普通中國人要過歐美日那樣的消費生活,看來永遠不可能做到,別的原因不說,首先地球太小,怕是承受不了這麽多的資源消耗。
我們下車的位置正好是科甲巷口的人行天橋。這是該市唯一安裝露天扶手電梯的天橋,但我自前幾年斷續回鄉直到現在,只見扶手電梯開過兩三次,別的時候純是擺設。中國官員(尤其是內地)好像不大看重這些市政設施的具體功用與保養,有電梯擺在那裏就萬事大吉了,就像本地一個醜陋的市中心廣場要修個醜陋的噴泉,但是除了偉大的黨和偉大的祖國慶生這類場合,你平時很少看到噴水。
太平天國的石達開被清朝俘虜之後就是關在科甲巷。基督教女青年會前面的小巷口,新近立了一尊漢白玉的石達開詩碑。詩是七絕,寫得很差,不過石達開算是個土老肥,能寫什麽好詩。王一搖著扇子看完那幾句歪詩,我們就坐到美國冰淇淋專賣店的露天椅子上。我說這裏看來只有這家可以喝酒,另外一家是賣茶的,我們還是先不忙叫東西罷,萬一王二說的不是這裏呢。
店裏的夥計爲我們拿來兩大本五顔六色的甜品單,我說要等等,他說今晚十點半打烊(還有一個小時),我問爲什麽這麽早關門,他說今天是周日。
隔著雕花鐵柵,基督教女青年會的中西合璧式小樓就在我們身旁。這種老房子很是好看,屋頂是中式飛簷,露在外面的棟梁小有雕畫,外牆則是青磚勾著白縫。美國冰淇淋專賣店從前該是一間小禮拜堂,旁邊還有一棟青磚的仿舊建築,開了一家裝修簡約的時裝店。但是除了基督教女青年會,我說不清這裏的房子哪些是舊的哪些是新的,因爲除了中外遊客愛去的幾個名勝,這個城市沒有多少舊的東西保留下來。我已經沒有興趣分辨新與舊了。
王一掏出數碼相機給我照像,我也用他的相機給他照像。他說他去過的歐洲不過也就這樣,我說是啊是啊,除了來來去去的人不一樣,但是你看那邊那道仿舊牌樓,其實不像西方,更像地主莊園的門樓,當然也不難看。
王二過了快半個小時才來。原來他把車停回附近的家裏。他說雖然這裏馬上就要打烊,我們還是先喝罷,喝完再換地方。
聽我們只要三罐啤酒,黑衣黑裙、行政人員裝束的冰淇淋女主管,竭力勸王二點價值不菲的冰淇淋(她說的是ice cream),弄得王二的牛脾氣又上來了,兩眼一橫:
“我們就是覺得這裏不錯,專門來你這裏喝點酒。You got it?”
美女行政人員一臉燦爛,她說普通話:
“喲,你的英語發音很標準嘛。”
酒來了,喜力,一罐二十五圓,要了發票。王二說還是比新天地便宜多了。他上海的哥們一個月賺上萬,過得也是緊巴巴,還是這裏舒服。
這是實話。
對面那間簡約時裝店門外有個垃圾桶,一位奇形怪狀的鄉下老婦在翻垃圾,刨出幾個飲料罐。王一說一個飲料罐賣一毛錢,每天刨上二三十個,在這鬧市不是難事,一天的菜錢就夠了,當然是自己做飯了。
這也是實話。
我故意說:“但是這老婦這樣子出入這裏有礙觀瞻。”
王一也故意說:“挂個牌子: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十點剛過,仿舊牌樓後面冒出一堆堆男女,有的走路,有的推著騎著電動自行車,該是附近太平洋百貨的員工放工。
這些員工多半是鄉下人。進城打工,有的與人合租房子,對城裏人的感覺很矛盾。我有一次獨自在外吃飯,聽鄰桌幾個鄉下人談論城裏人,大罵城裏人虛僞狡猾。不過我跟城裏人一起聊天,城裏人又嫌鄉下人肮髒,善於鑽營,不擇手段往上爬。
幾個西方人走進簡約時裝店,一位中年女子在抽煙,留在店鋪外面東張西望。一個中等身高的中年男子拎著四方提包走過,上身著Polo Shirt,下身是米黃長褲,很像日本人。
我們東拉西扯,聊些無關緊要的話題,等著杯中的啤酒喝完開路。人是需要說些廢話的。
快到冰淇淋打烊,王二說走走春熙路罷,那邊的廣場還有喝酒的地方。穿過仿舊的門洞,春熙路已是燈光與行人稀落。門洞裏除了民國與共和國時期的街道舊照,還有幾幅月份牌一樣的畫像,但那是舊上海的景象,借來的懷舊,就像那些仿古街道的商店,賣的都是五湖四海的東西,或是街頭的公益廣告,聲稱建設國家旅遊城市文明城市,背景圖片卻是香港深圳乃至紐約的街景與skyline。
經過伊藤洋華堂門口,日本經理和中國員工排成兩列正在鞠躬送客。王一和王二笑了一聲:“日本人。”我想起那天路過爲人民服務的人民商場,那些員工也像這樣站在門口鞠躬迎送客人,就不知道是否向日本人取的經。但是我沒出聲,因爲我也覺得看到這一景象,不知怎麽總是有些怪異。後來我終於悟出自己爲什麽覺得怪異,那是伊藤的保安人員有一陣穿的制服,很像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那種醜怪樣式,把我的胃口看倒了,很有些橘越淮而枳的聯想,當然我要承認,這個聯想純屬個人神經過敏。
接著又喝的地方就在伊勢丹百貨斜對面,有家茶餐廳式的仙蹤林,印象中好像臺灣佬的連鎖店。我們又是坐在露天,綠綠的燈光照著綠綠的細竹,不是那種好看的綠,而是刺眼的綠。這裏稍微有點悶熱,王一不停搖著摺扇。
酒上來了,還是喜力,一小瓶二十,要比“新天地”便宜五圓。這次沒要發票。我喜歡這樣喝得有節制,不管以前我請還是現在你請。王一這幾年愈喝愈不像話,總要不醉無歸,歸之前還要亂罵亂摔酒瓶,口口聲聲“禮法豈爲我輩所設”,然而做這樣的名士,我覺得並不漂亮。
這裏比“新天地”更沒什麽好看的,王二又開始談起他的願望,其中就是哪天駕車暢遊歐陸。他說起國外只能遊遊,出去未必就過得好,他認識的朋友就有過得很一般的。這我不反對。他說起香港,香港也沒什麽,去過一次就那樣,地方小,生活又緊張,這我也不反對。王一接著出聲了,說香港他根本就沒興趣,有什麽好看的。這我就不大同意了。
我說:“香港還是有很多地方值得一看。有很多文化活動值得參觀。可以買很多台版和港版書,可以買很多英文書。這些倒不見得一定要是政治方面的什麽禁書。對文化不感興趣的人,香港也算亞洲的美食之城,可以吃到各式各樣的好東西,香港買香水也比大陸便宜得多,一瓶起碼要節省好幾百圓。”
等我說完,他們沒怎麽出聲。我好像成了香港的旅遊推銷大使。
從香港又說起上海。王二說上海現在不輸香港,大概還說了上海比香港更有發展前途。這我也不反對。但我還是說,上海在相當時期還是趕不上香港。香港有英國人留下的各種優良制度,廉潔,自由,開放,這是上海比不上的。
這裏燈光較暗,王二一副黑臉,當然並非惡意:“周哥,我覺得你們(他指的是我和王一這兩個老反革命)的思想有點過時了。民主自由這個東西,譬如說美國,都是打的民主幌子。我去菲律賓,跟當地導遊混熟了,他跟我講,菲律賓現在很多人都懷念馬科斯那個時代,現在的民主政府要麽今天倒臺,要麽明天政變,以前馬科斯執政的時候,雖然也貪汙,但是也給窮人做了很多好事。
“我覺得中國愈來愈強大了。中國跟人家打了二十多年的工,現在等於攢了點錢,到處去投資。中國的産品也在進步,我們跟人家合資,就是買你的技術,把它變成自己的。現在很多中國公司都在海外上市,架構管理很透明,也在慢慢變……”
他的話很像是出自中國時下有些財經學者與社會學者的論述,但我還是說我同意一半,我說我現在甚至認定以中國人這樣的質素,實在還暫時不配享有民主。我說我承認中國有進步,共產黨也在慢慢變,起碼比以前務實了(好的理解是悄悄放棄共産主義了,不好的理解是誰都可以合作,連表面的公義也談不上了,譬如爲了爭奪資源,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與獨裁政權合作),但是民主自由不一定就是美國打的幌子(當然美國也有跟獨裁政權合作,但是人家有輿論監督可以公開批評),如果你連民主自由也懷疑,那你就是徹底的虛無了。
王二沒有出聲。王一說:“反正很多老外沒有我住得寬過得好。”
他的這句話我並不陌生。他當然不是熱愛當局的人,他而且有不少清醒的見解,但他這句話我一直覺得古怪(雖然他的確幸運趕上了公務員的末期分房,雖然他的確有一份閒職,上班就是寫寫畫畫,跟一幫以前紅色現在灰色甚至黑色的遺老詩畫應酬)。這話第一次聽他說,是六七年前在一家邋遢餐館,街上駛過一輛豪華旅行車,車上要麽是日本人,要麽是香港人,眼光很是好奇,看著路邊的肮髒小店。王一那時見到他們在看(包括我們),很不高興,借著酒勁大罵:“你們看個球,老子比你過的好。”
身爲小有成就的畫家詩人,他其實更應該拿自己跟西方藝術家比較。西方當然有過得很不好甚至倒楣的藝術家,但他有沒有想過西方藝術家所有的視野?他有沒有想過西方藝術家得到的尊重與空間?我想他是應該想得到的。他要是想不到,他就真是關在一間屋子裏了,跟本地那些他所不屑的畫壇名流一樣,最後只能局限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自得自足。
王二搭腔道:“很多老外還不是這樣,拿著國內的救濟,跑到中國來過小資生活。“
我說:“這很好啊。有一天你要是拿著中國的救濟,跑到歐洲過小資生活,那不更好。”
大家都笑了。王二又說起日本人,他說日本人最壞,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本來會有很好的前景,結果被日本人破壞了。
這我同意。王一也同意。不僅同意,我們一直就認爲日本人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因爲他們的最大惡行,就是令某黨壯大。
王一還在搖扇子:“日本人就是壞。”
我突然很累,說:“還是不談政治和經濟了。談點輕鬆話題吧。”
王一又不高興了:“政治也不談經濟也不談,那還有什麽好談的?”
“談女人,談風花雪月吧。“
我們談起風花雪月,大家都很開心。我一直想去本地有名的洞洞舞廳看看(洞洞舞廳很廉價,據說最廉價的十圓跳三曲,當然不只是用腳跳)。我說王二哪天我約你,我們一起去看看,王一你就免了,你還是逛相公堂子罷,哪天說不定真的心想事成,找個會講中國話的洋帥哥。
夜半了。王二先走一步,留下我和王一對坐無言,各自想著心事。不說話也是樂趣,尤其我現在愈來愈不想說話,但是我知道這個習慣很不好,很不利於出外交往,所以我與陌生人在一起往往話多,一定要顯得很熱情,尤其是某些利益場合,沒話找話。跟不讀書的人在一起,我絕不會談書;跟不看碟的人相處,我也從不談戲,但跟老熟人相對,反而話少了。大家理不理解都是這麽回事。人最後都是獨自走完最後一程的。
散夥之前,王一突然打破沈默:
“再過五年退休。”
他去附近叫的士了。我走路回去。我喜歡走路。
天快黑的時候電話響了。“王二要請你喝酒。我們五分鐘之後到。”他說。
我叫王二的車停在我住的小街路口,帶了一冊我翻譯的書趕緊出門了。這書我說過要送王一的。
他們兩兄弟都有些發福。王一離了婚一直在減肥,不過肚子還是肉鼓鼓的。他這幾年喜歡玩帥哥,基吧混多了,裝束也變了不少,不再是以前的國家幹部打扮了,而是穿上花襯衫與休閒褲,腳上一對波鞋。他的髮型,從前一直都是官員喜歡留的那類大包頭,最近突然變短,額前的頭髮打直,弄得很是蓬鬆,我想該是理髮師的造型。上次見他,著實嚇我一跳,笑說你愈來愈像相公堂子的帥哥了,就差再挂一個耳環。唯一沒變的,是他夏天依然手搖一柄摺扇,一面是自己畫的山水人物,一面是自己寫的或請老同志題的詩文,走到哪里搖到哪里。
王二的皮膚比王一黑,五官要粗些,嘴唇很是肉感。三十好幾,前額就開始微謝了。前年他跟新婚老婆去菲律賓與香港玩,借道深圳,我就聽他擔心自己的頭髮,好在過了兩年,看來起碼止跌了。他這些年做房地産策劃,是什麽公司的總經理。這兩年開的車從奧托換到別克,又住進躍層式公寓。中國大城市的房地産市道這麽好,中國那麽多鄉下人要進城打工置業過美好生活,要是房子繼續漲價,我想他買個商鋪收點房租再開間清淡酒吧的願望並非遙遠。我要聲明的是,我是真的喜歡他三番五次談起自己的這個願望,因爲他那些虛實難辨的閒聊,這是我唯一覺得比較實在的東西。
我上了王二的別克,坐在後座,把書遞給王一。我問王二到哪里喝酒,他說不遠,就在科甲巷。我說我知道,就是基督教女青年會那裏,一半新建築,一半舊房子,都是青磚,最近新開了一間美國牌子的冰淇淋店。王二說就是,那裏很像上海的新天地。我說我好幾次路過,就是沒坐下來過。
車就在市中區打轉。這個城市晚上比白天好看多了,沒有那麽灰撲撲,因爲各種燈光的烘托,那些醜陋建築也沒那麽醜陋了。我雖然向來喜歡走路,但坐車其實也有個好處,就是聽不到行人清喉嚨,也看不到他們吐痰。
王一坐在前排,翻著我給他的那本書。
“周哥,你翻譯一本書要掙二十萬吧?”王二說。
“哪里哪里,掙點小錢。”
“哪天我也寫本書,寫點房地産行業的內幕什麽的。”
“好啊。”
車到春熙路。我和王一在科甲巷口下車,王二說他要去停車,叫我們先去喝酒的地方坐下。科甲巷這兩年大有變化,不再是以前的破落兼鄉氣商業街,而是頗有幾分香港或東京鬧市的氣氛。巷內一側,一溜商鋪都是新建,嶺南或閩南的騎樓式樣,雖然不合本地傳統風格,看去卻不礙眼。日本人似乎大軍挺進,除了以前的伊藤洋華堂,去年到今年,這一帶又添了西武百貨和伊勢丹百貨。後者月前才開業,我去逛的那天,一樓沒開冷氣,燈火輝煌,熱得要命,於是趕緊鑽進地下超市,出來卻滿心可笑的沮喪,因爲太多小民無緣的精美昂貴東洋日用品。站在大衆角度看,普通中國人要過歐美日那樣的消費生活,看來永遠不可能做到,別的原因不說,首先地球太小,怕是承受不了這麽多的資源消耗。
我們下車的位置正好是科甲巷口的人行天橋。這是該市唯一安裝露天扶手電梯的天橋,但我自前幾年斷續回鄉直到現在,只見扶手電梯開過兩三次,別的時候純是擺設。中國官員(尤其是內地)好像不大看重這些市政設施的具體功用與保養,有電梯擺在那裏就萬事大吉了,就像本地一個醜陋的市中心廣場要修個醜陋的噴泉,但是除了偉大的黨和偉大的祖國慶生這類場合,你平時很少看到噴水。
太平天國的石達開被清朝俘虜之後就是關在科甲巷。基督教女青年會前面的小巷口,新近立了一尊漢白玉的石達開詩碑。詩是七絕,寫得很差,不過石達開算是個土老肥,能寫什麽好詩。王一搖著扇子看完那幾句歪詩,我們就坐到美國冰淇淋專賣店的露天椅子上。我說這裏看來只有這家可以喝酒,另外一家是賣茶的,我們還是先不忙叫東西罷,萬一王二說的不是這裏呢。
店裏的夥計爲我們拿來兩大本五顔六色的甜品單,我說要等等,他說今晚十點半打烊(還有一個小時),我問爲什麽這麽早關門,他說今天是周日。
隔著雕花鐵柵,基督教女青年會的中西合璧式小樓就在我們身旁。這種老房子很是好看,屋頂是中式飛簷,露在外面的棟梁小有雕畫,外牆則是青磚勾著白縫。美國冰淇淋專賣店從前該是一間小禮拜堂,旁邊還有一棟青磚的仿舊建築,開了一家裝修簡約的時裝店。但是除了基督教女青年會,我說不清這裏的房子哪些是舊的哪些是新的,因爲除了中外遊客愛去的幾個名勝,這個城市沒有多少舊的東西保留下來。我已經沒有興趣分辨新與舊了。
王一掏出數碼相機給我照像,我也用他的相機給他照像。他說他去過的歐洲不過也就這樣,我說是啊是啊,除了來來去去的人不一樣,但是你看那邊那道仿舊牌樓,其實不像西方,更像地主莊園的門樓,當然也不難看。
王二過了快半個小時才來。原來他把車停回附近的家裏。他說雖然這裏馬上就要打烊,我們還是先喝罷,喝完再換地方。
聽我們只要三罐啤酒,黑衣黑裙、行政人員裝束的冰淇淋女主管,竭力勸王二點價值不菲的冰淇淋(她說的是ice cream),弄得王二的牛脾氣又上來了,兩眼一橫:
“我們就是覺得這裏不錯,專門來你這裏喝點酒。You got it?”
美女行政人員一臉燦爛,她說普通話:
“喲,你的英語發音很標準嘛。”
酒來了,喜力,一罐二十五圓,要了發票。王二說還是比新天地便宜多了。他上海的哥們一個月賺上萬,過得也是緊巴巴,還是這裏舒服。
這是實話。
對面那間簡約時裝店門外有個垃圾桶,一位奇形怪狀的鄉下老婦在翻垃圾,刨出幾個飲料罐。王一說一個飲料罐賣一毛錢,每天刨上二三十個,在這鬧市不是難事,一天的菜錢就夠了,當然是自己做飯了。
這也是實話。
我故意說:“但是這老婦這樣子出入這裏有礙觀瞻。”
王一也故意說:“挂個牌子: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十點剛過,仿舊牌樓後面冒出一堆堆男女,有的走路,有的推著騎著電動自行車,該是附近太平洋百貨的員工放工。
這些員工多半是鄉下人。進城打工,有的與人合租房子,對城裏人的感覺很矛盾。我有一次獨自在外吃飯,聽鄰桌幾個鄉下人談論城裏人,大罵城裏人虛僞狡猾。不過我跟城裏人一起聊天,城裏人又嫌鄉下人肮髒,善於鑽營,不擇手段往上爬。
幾個西方人走進簡約時裝店,一位中年女子在抽煙,留在店鋪外面東張西望。一個中等身高的中年男子拎著四方提包走過,上身著Polo Shirt,下身是米黃長褲,很像日本人。
我們東拉西扯,聊些無關緊要的話題,等著杯中的啤酒喝完開路。人是需要說些廢話的。
快到冰淇淋打烊,王二說走走春熙路罷,那邊的廣場還有喝酒的地方。穿過仿舊的門洞,春熙路已是燈光與行人稀落。門洞裏除了民國與共和國時期的街道舊照,還有幾幅月份牌一樣的畫像,但那是舊上海的景象,借來的懷舊,就像那些仿古街道的商店,賣的都是五湖四海的東西,或是街頭的公益廣告,聲稱建設國家旅遊城市文明城市,背景圖片卻是香港深圳乃至紐約的街景與skyline。
經過伊藤洋華堂門口,日本經理和中國員工排成兩列正在鞠躬送客。王一和王二笑了一聲:“日本人。”我想起那天路過爲人民服務的人民商場,那些員工也像這樣站在門口鞠躬迎送客人,就不知道是否向日本人取的經。但是我沒出聲,因爲我也覺得看到這一景象,不知怎麽總是有些怪異。後來我終於悟出自己爲什麽覺得怪異,那是伊藤的保安人員有一陣穿的制服,很像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那種醜怪樣式,把我的胃口看倒了,很有些橘越淮而枳的聯想,當然我要承認,這個聯想純屬個人神經過敏。
接著又喝的地方就在伊勢丹百貨斜對面,有家茶餐廳式的仙蹤林,印象中好像臺灣佬的連鎖店。我們又是坐在露天,綠綠的燈光照著綠綠的細竹,不是那種好看的綠,而是刺眼的綠。這裏稍微有點悶熱,王一不停搖著摺扇。
酒上來了,還是喜力,一小瓶二十,要比“新天地”便宜五圓。這次沒要發票。我喜歡這樣喝得有節制,不管以前我請還是現在你請。王一這幾年愈喝愈不像話,總要不醉無歸,歸之前還要亂罵亂摔酒瓶,口口聲聲“禮法豈爲我輩所設”,然而做這樣的名士,我覺得並不漂亮。
這裏比“新天地”更沒什麽好看的,王二又開始談起他的願望,其中就是哪天駕車暢遊歐陸。他說起國外只能遊遊,出去未必就過得好,他認識的朋友就有過得很一般的。這我不反對。他說起香港,香港也沒什麽,去過一次就那樣,地方小,生活又緊張,這我也不反對。王一接著出聲了,說香港他根本就沒興趣,有什麽好看的。這我就不大同意了。
我說:“香港還是有很多地方值得一看。有很多文化活動值得參觀。可以買很多台版和港版書,可以買很多英文書。這些倒不見得一定要是政治方面的什麽禁書。對文化不感興趣的人,香港也算亞洲的美食之城,可以吃到各式各樣的好東西,香港買香水也比大陸便宜得多,一瓶起碼要節省好幾百圓。”
等我說完,他們沒怎麽出聲。我好像成了香港的旅遊推銷大使。
從香港又說起上海。王二說上海現在不輸香港,大概還說了上海比香港更有發展前途。這我也不反對。但我還是說,上海在相當時期還是趕不上香港。香港有英國人留下的各種優良制度,廉潔,自由,開放,這是上海比不上的。
這裏燈光較暗,王二一副黑臉,當然並非惡意:“周哥,我覺得你們(他指的是我和王一這兩個老反革命)的思想有點過時了。民主自由這個東西,譬如說美國,都是打的民主幌子。我去菲律賓,跟當地導遊混熟了,他跟我講,菲律賓現在很多人都懷念馬科斯那個時代,現在的民主政府要麽今天倒臺,要麽明天政變,以前馬科斯執政的時候,雖然也貪汙,但是也給窮人做了很多好事。
“我覺得中國愈來愈強大了。中國跟人家打了二十多年的工,現在等於攢了點錢,到處去投資。中國的産品也在進步,我們跟人家合資,就是買你的技術,把它變成自己的。現在很多中國公司都在海外上市,架構管理很透明,也在慢慢變……”
他的話很像是出自中國時下有些財經學者與社會學者的論述,但我還是說我同意一半,我說我現在甚至認定以中國人這樣的質素,實在還暫時不配享有民主。我說我承認中國有進步,共產黨也在慢慢變,起碼比以前務實了(好的理解是悄悄放棄共産主義了,不好的理解是誰都可以合作,連表面的公義也談不上了,譬如爲了爭奪資源,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與獨裁政權合作),但是民主自由不一定就是美國打的幌子(當然美國也有跟獨裁政權合作,但是人家有輿論監督可以公開批評),如果你連民主自由也懷疑,那你就是徹底的虛無了。
王二沒有出聲。王一說:“反正很多老外沒有我住得寬過得好。”
他的這句話我並不陌生。他當然不是熱愛當局的人,他而且有不少清醒的見解,但他這句話我一直覺得古怪(雖然他的確幸運趕上了公務員的末期分房,雖然他的確有一份閒職,上班就是寫寫畫畫,跟一幫以前紅色現在灰色甚至黑色的遺老詩畫應酬)。這話第一次聽他說,是六七年前在一家邋遢餐館,街上駛過一輛豪華旅行車,車上要麽是日本人,要麽是香港人,眼光很是好奇,看著路邊的肮髒小店。王一那時見到他們在看(包括我們),很不高興,借著酒勁大罵:“你們看個球,老子比你過的好。”
身爲小有成就的畫家詩人,他其實更應該拿自己跟西方藝術家比較。西方當然有過得很不好甚至倒楣的藝術家,但他有沒有想過西方藝術家所有的視野?他有沒有想過西方藝術家得到的尊重與空間?我想他是應該想得到的。他要是想不到,他就真是關在一間屋子裏了,跟本地那些他所不屑的畫壇名流一樣,最後只能局限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自得自足。
王二搭腔道:“很多老外還不是這樣,拿著國內的救濟,跑到中國來過小資生活。“
我說:“這很好啊。有一天你要是拿著中國的救濟,跑到歐洲過小資生活,那不更好。”
大家都笑了。王二又說起日本人,他說日本人最壞,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本來會有很好的前景,結果被日本人破壞了。
這我同意。王一也同意。不僅同意,我們一直就認爲日本人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因爲他們的最大惡行,就是令某黨壯大。
王一還在搖扇子:“日本人就是壞。”
我突然很累,說:“還是不談政治和經濟了。談點輕鬆話題吧。”
王一又不高興了:“政治也不談經濟也不談,那還有什麽好談的?”
“談女人,談風花雪月吧。“
我們談起風花雪月,大家都很開心。我一直想去本地有名的洞洞舞廳看看(洞洞舞廳很廉價,據說最廉價的十圓跳三曲,當然不只是用腳跳)。我說王二哪天我約你,我們一起去看看,王一你就免了,你還是逛相公堂子罷,哪天說不定真的心想事成,找個會講中國話的洋帥哥。
夜半了。王二先走一步,留下我和王一對坐無言,各自想著心事。不說話也是樂趣,尤其我現在愈來愈不想說話,但是我知道這個習慣很不好,很不利於出外交往,所以我與陌生人在一起往往話多,一定要顯得很熱情,尤其是某些利益場合,沒話找話。跟不讀書的人在一起,我絕不會談書;跟不看碟的人相處,我也從不談戲,但跟老熟人相對,反而話少了。大家理不理解都是這麽回事。人最後都是獨自走完最後一程的。
散夥之前,王一突然打破沈默:
“再過五年退休。”
他去附近叫的士了。我走路回去。我喜歡走路。
2007-10-4 星期四(Thursday)

翻译毛姆这本轻松愉快的小书纯属偶然,那是源自今年初于广州某大排档跟译林几位编辑的午夜邂逅。然而更为偶然的是,译事开工与完工之际,我都在偷闲阅读另外两位作家的书信集或旅行记,前者是奈保尔家书,后者是美国作家保罗·瑟鲁(Paul Theroux)的《骑铁公鸡游中国》(Riding the Iron Rooster: by Train through China)。这两位曾经交好后来反目的作家虽与毛姆不同时代,但是奈保尔家书有一处提到《客厅里的绅士》,那是奈保尔的父亲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你要是真得寄点什么,那就寄毛姆《客厅里的绅士》罢……”(註一)至于保罗·瑟鲁,他的短篇小说也曾写到当今马来西亚的欧美人士,可谓翻新了毛姆笔下的老旧远东。
以上三位的风格至少有一处相似:他们都眼光敏锐,他们都落笔辛辣。翻译毛姆的这本小书,正需要多多熏染这样的文风与文气。所以,与其说是不经意的闲读与跑题的闲谈,不如说是大大合乎逻辑而且有助本书的翻译。当然我更想说,他们的文字我都喜欢,而翻译这本小书,至少一半是为趣味。如此道来肯定犯傻,但我总觉这是与文字结缘的首要条件,不论翻译还是写作,亦不论前世还是当世。况且在我看来,“翻译机器”流水线生产的译文与笔是心非的稻粱文字,真的就像没有感觉的恋爱或性爱,就像纯为金钱的婚姻或同居,都是人生一大蹉跎甚至败笔。
《客厅里的绅士》当然不是毛姆的煌煌巨著,不过是他二十年代从仰光到海防惬意之旅的有趣记录,用他的话说:“它是一册穿越缅甸、掸邦、暹罗与印度支那的旅行记。我为个人遣兴而写,也希望取悦乐于花点时间阅读本书的诸君。我是职业作家,我希望靠这本书赚一笔钱,或许还能得到一点赞誉。”然而这样的开诚布公,远远好过现今不少大作家与小文人的表里不一。至于毛姆所说的“一点赞誉”,我想他现在依然还能得到,因为他描述了一个早已消失并不乏美丽的世界,因为他的所见所闻与所思,既有优美的写实与冷峭的白描,亦掺入了虚构与自传的因子(书中讲到一位丑陋的法国殖民总督,即有毛姆祖父与父亲的影子),因为他的文字有趣却又充满睿智,因为他的观察与感受往往直言不讳(他对吴哥赞誉有加,对海防与河内毫无兴趣,因为海防是座乏味的商业城市,河内则是法国城镇的翻版),正如他在书中的表白:“我想,或许我是以某种激情来观察,令我有兴趣形诸文字的,不是事物的外表,而是它们予我的情感。”
需要坦白的是,这本小书虽然轻松有趣甚至可称美文,毛姆的文字却有生涩之处,就连英语世界的读者亦有微辞,戏称毛姆此书虽是地道的大不列颠英文,但某些行文仿佛是从德文或古挪威语翻译而来。(註二)熟读毛姆的读者大概都知道,他出生于巴黎的英国使馆,从小即讲法语,直到十岁亦即父母相继病逝以后才回英国。毛姆的法语流利过英语,应该是个不争事实。但是,依照译者揣测,《客厅里的绅士》某些“翻译”文风,未必就是毛姆的英文真的不济所致(起码他的小说没有这类“翻译体”)。或许,毛姆真是如他的序言所说,是在进行“风格的演练”,因为“没有比英文更难书写的语言了”。只是毛姆先生这一“文字游戏”,最大“受害者”莫过于译者,要从间或生涩的“译文”再度翻译,并致力传达作者要么优美要么冷峭的描写与感想,实在是件非常伤脑筋的事情(当然亦不乏另类乐趣)。至于这一“转译”效果究竟如何,译者不敢自我评判,惟有留给读者诸君月旦了。
除非特别注明,本书法文对话、短语或引文的译者,皆为定居法国的长园君。她热心细致而且负责的帮助,令我省却不少麻烦,在此谨致诚挚谢意。
周成林
二零零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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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V. S. Naipaul, Between Father and Son: Family Letters. Vintage Books, 2001, p.209.
(註二)Kenneth Champeon, The Orient-ation of Somerset Maugham.(http://www.thingsasian.com/stories-photos/20284)
附录:《客厅里的绅士》摘录
1
我从来不能感受查尔斯·兰姆在其诸多读者中激发的喜爱之情。我生性逆反,令我恼恨他人的欣喜若狂,滔滔不绝会让我的倾慕功能干涸(与我的意愿相拂,天晓得为什么,我无意用自己的冷漠来给邻人的热狂泼冷水)。太多评论家写查尔斯·兰姆写得枯燥乏味,我再也不能以自在之心读他。他就像那些爱心满溢者之一,似乎埋伏好了等你大祸临头,好用他们的同情来裹住你。你跌倒的时候,他们搀扶你的双臂伸得如此之快,你揉着擦破的小腿,不得不问自己,路上绊倒你的石头是否他们放在那里。我害怕魅力太多的人。他们把你吞没。最后,你成了他们施展魅惑才能与虚情假意的祭品。我也不太喜欢有些作家,魅力是他们的最大长处。这并不够。我要的是令我专注的东西,我要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给我面包和牛奶我就不满意。温柔伊利亚的感性令我局促。整整一个世代,卢梭情感外露大暴隐私,而在他那年月,用哽咽喉咙写作依旧时兴,不过在我看来,兰姆的情感更让人想到酒徒的轻洒一掬泪。我不得不以为,他的柔情乃是得益于节制、汞丸与黑色泻药的调剂。无疑,读兰姆同时代人关于他的文章,你发觉温柔伊利亚乃多愁善感之人的虚构。相较他们的描绘,他是个精力更充沛、脾气更暴躁、更放纵无度的家伙,他会哂笑(合乎道理)他们给他画的像。你要是某晚在本杰明·赫顿(註一)家与他相遇,你会看到一位邋遢的小人物,喝得有点晕,可能很无趣,而他要是开玩笑,很可能弄巧成拙。实际上,你遇见的是查尔斯·兰姆而非温柔伊利亚。第二天早晨,要是读了他在《伦敦杂志》一篇随笔,你会觉得这是一则惬意小文。你从未想到这篇趣文有一天成了博学之人苦心孤诣的口实。你会以适当的心情读它;因为对你来说它是活生生的东西。作家常常遭遇的不幸之一,是生前所受褒扬太少,死后则又太多。评论家逼我们身着朝服读经典,如马基雅维里所写之书;相反,我们该尽量披上晨衣来读,仿佛作者与我们同一时代。
因为我读兰姆与其说是喜好不如说是随众,赫兹里特(註二)我就忍着根本不读了。考虑到数不清的书急着要读,我断定自己忽略得起一位(我以为)只是表现平平的作家,因为别的作家比他优秀。而温柔伊利亚令我生厌。我读关于兰姆的文章,很少不遇到对赫兹里特的讥嘲。我知道菲茨杰拉德(註三)曾有意撰写他的生平,但因为厌恶其人品而作罢。他是个卑鄙、粗野和讨厌的小人物,在兰姆、济慈、雪莱、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大放异彩的圈中,一个不足挂齿的扈从。一位才华如此稀少、性情如此招厌的作家,看来无需为他浪费时间。可是有一天,要出远门之前,我逛邦普斯找自己要带的书,偶然见到一本赫兹里特随笔选。小小一册,绿色封面,印得漂亮,价格廉宜,轻巧易握。出于好奇,想了解这位作家的真实情况,因为我读了关于他的这么多坏话,我把这本随笔放进选好的那堆书里。
2
我在逆伊洛瓦底江往蒲甘的船上安顿下来,从包里取出那本绿色小书一路读着。船上满是土著。他们无所事事躺在很多小件行李簇拥的床上,整天吃着聊着。其中很多黄衣僧人,脑袋剃光,默默吸着方头雪茄。船偶尔经过一只柚木筏,筏上一间小茅屋,顺流而往仰光。瞥见船上人家忙着做饭,或者安安逸逸正在吃饭。看来他们过得平静,有大把时辰休憩,有足够闲暇好奇。河很宽,很泥泞,两岸平坦。不时见到一座塔,有时为整洁的白塔,但更多时候则是倾颓;而船不时停靠安卧于浓荫之中的河边村落。栈桥上密密麻麻都是身着艳服的人,吵吵闹闹,比来划去,看似集市摊档上的丛丛鲜花;一堆小人儿带着行李下船了,另一堆小人儿带着行李上船了,一阵骚乱与叫喊,慌慌张张,跑来跑去。
河上之旅单一而舒心。不论身在何处都是一样。双肩不负责任。生活写意。三顿饭把漫长一日划分得整整齐齐,你很快觉得自己个性不再;你只是某一铺位的乘客,船公司的数据显示,你在某些年这一时节占据该铺,而接下来还会如此,直到让该公司的股票成为一门划算的投资。
我开始读赫兹里特。我大吃一惊。我发现了一位实实在在的作家,不装腔作势,敢于表达自我,明智而坦率,热爱艺术但既不滔滔不绝也不勉强为之,多才多艺,对身边的一切兴趣盎然,聪明,造诣颇深,但又不故作高深,幽默,敏锐。我喜欢他的英文。它自然,活泼,该雄辩时雄辩,读来流畅,简明扼要,既不被题材所压制,也不靠优美文辞粉饰。如果艺术要以品性来论,赫兹里特就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我欣喜若狂。我不能原谅自己活了这么久没有读过他,我很气愤伊利亚的崇拜者,他们的愚蠢让我至今才有如此生动的体验。这里当然不存在魅力,但这是多么强健的心智,通达,清明,活泼,多么有生气!不久,我发现了这篇名为《论旅行》的美文,读到这么一段话:“妙哉!挣脱俗世与舆论羁绊——把我等那苦苦纠缠、令人烦恼、没完没了的自我身份丢于自然之中,做个当下之人,清除所有累赘——只凭一碟杂碎维系万物,除了晚上的酒债,什么也不亏欠——不再寻求喝彩并遭逢鄙视,仅以客厅里的绅士这一名衔为人所知!”我真希望赫兹里特这段话少用破折号。破折号的粗陋、现成与随意之处有违我的脾性。我很少读到哪句话里的破折号不能用雅致的分号或素朴的括弧来取代。但是,我一读到这几个字,就想到这是一本旅行记的绝佳书名,我决定写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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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本杰明·赫顿(Benjamin Haydon, 1786-1846):英国画家,曾为华兹华斯和济慈画像。
註二: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 1778-1830):英国文学批评家、散文家。赫兹里特是英国散文大师之一,文字流畅多彩。
註三: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英国诗人、学者。以“翻译”古波斯诗人伽亚谟的《鲁拜集》而闻名,他的“翻译”虽然忠实于原著精神,但又运用了自己的意象与结构,实则是对原著的创新。
2007-8-10 星期五(Friday)
流过时光之河的影像
2007年8月10日
前苏联电影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1932-1986),是诗人阿尔谢尼伊·塔可夫斯基之子,1961年毕业于苏联电影学院。他被誉为“自爱森斯坦后最重要的苏联导演”,一生拍摄了七部长片和两部短片,长篇处女作《伊万的童年》于1962年获威尼斯影展金狮奖,最后一部作品《牺牲》获1986年戛纳影展评审团特别奖。在他论述自己电影理念的《雕刻时光》一书中,塔可夫斯基像他在电影中一样缓缓叙述,如同站在时光之河岸边,安静地看着世人的身影。
当时苏联国内的影评人指责塔可夫斯基的影片过于晦涩,节奏拖沓,西方人则认为他在玩弄小资趣味。而塔可夫斯基自己说:“我对情节的发展、事件的串联并没有兴趣,我认为我的电影一部比一部不需要情节。”他的坚持终获认可,作为电影史上的大师之一,塔可夫斯基以他的诗意视角和悲悯情怀感动了无数观众。
但人们对这位杰出导演的研究仍缺乏证据。塔可夫斯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日记,由于其私人记录的性质,其中许多内容长期不便披露。前不久,塔氏日记《时光中的时光》出版了中文译本,收录自上世纪70年代到他病逝巴黎前两周的日记,时间跨度长达17年,基本涵盖了他的整个艺术生涯。用译者周成林的话说,这本书“可能不会畅销,但喜欢塔可夫斯基电影的人应该会想要了解这个人本身”。卸下头顶笼罩的光环,塔可夫斯基在日记里真实袒露心扉,他对世界的看法或许比电影的表达更为直接,人性上的弱点也毫不掩饰。举凡优秀的艺术家,总会有一颗敏感的心,这会给人带来痛苦和伤害,也能激发灵感的火花。
许多研究者都谈到,塔可夫斯基仿佛就是为电影而生。正如他说过的:“让一个人置身于变幻无穷的环境中,让他与数不尽或远或近的人物错身而过,让他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这就是电影的意义。”
本报记者 武云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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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可夫斯基:艺术圣徒的诗意追求
很少有这样的导演:他的作品也许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但喜欢的观众却几乎能读出相似的意蕴。塔可夫斯基对“时光”这个概念的偏爱,透过他擅用的长镜头传达出来,令观者沉静。电影学者、影评人和影迷们的主观感受,或能作为我们解读文本的参照。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浦
【学者说塔】
电影就是为了记录时间流逝
杜庆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
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基本都是经典了。他的电影节奏是很慢很慢的,这个不能说是一种做法,而是和他观看这个世界的方式有关。塔可夫斯基认为电影就是这样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把握和表达。
电影这种工具和摄影机的诞生,就是为了让人类拥有一种方式,来记录时间的流逝。塔可夫斯基用电影记录一截一截的时间,然后把这些时间粘贴在一起,他的整个电影理论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非常严谨的模式上,他的美学观也是沿着这条道路不断求索。一个导演能够拥有自己的世界观,同时这种世界观和他使用的电影语言是高度一致的,这只有很少数的导演能够做到。塔可夫斯基认为,电影不是讲故事,也不是为了追求某种视觉效果,电影只是为了揭示出在某个时间维度上的人类活动。如果你不关心他讲什么故事的话,他的电影也可以说是最好懂的。如果你非要弄明白,这个人为什么在这个时间里干这个事,那就迷失了。他所描写的所有人,都是为了表达一种生命本原的精神状况,当然这种精神状况是建立在基督教层面上的。他的电影就是他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如果你认为这里面包含什么意义,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与塔可夫斯基无关。他是反对隐喻的,认为这有违电影的本质。不过在他早期的电影里是存在某种寄托的,比如《伊凡的童年》,那是在他的电影理念还不成熟的时候。
有一种电影,到了某个层次,就不存在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的问题,因为它已经成为电影本身了。他的镜头所标记出来的电影本身的意味已经足够了,这是最原始的,就像你看到生活中,人是很渺小的,面对死亡我们无能为力。
一流的导演永远不敢说自己受他的影响,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情的。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如果你进入和塔可夫斯基近似的思考,就是关于电影与人的关系,那你不可能不受塔可夫斯基的影响。但是你没有办法模仿他,他是不可复制的。他所运用的技术也是最简单的,像《飞向太空》里用的一些特技在今天看来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运用的技术远远低于摄影师已经掌握的技术,他和摄影师最大的矛盾在于,他不希望摄影师运用那么多技术。
【影迷说塔】
塔氏不仅仅是艺术家,也是诗人
刘雅婧(媒体从业者)
喜欢塔可夫斯基,最初是因为他掌机的那张照片,这个帅老头有着刀刻出来的五官,和深得足以淹没时间的双眼,好像从《柏林苍穹下》走出来的天使。
很多人把塔氏的高度提升到穿梭于宏观宇宙和微观心理的魔术师,而我一直认为,所有的大师的创作,一定都有些从母胎里带出来的情结,比如《潜行者》和《镜子》:不动声色的长镜头,缓慢流转的节奏,优美的影调,那些静止在时光中,被时光赋予独特意义的意象,被他匠心独运的诗人手法,拼接起来,创造了另外一种真实的逻辑,这都是塔氏从诗人父亲身上传承而来的抒情本质。诗意地栖居,不只在电影中,也在他的著作《雕刻时光》中,你能看到塔氏是怎样看待理论和技术的,更能看到他诗人一般忠实于自己的经验和本能。
而在他镜头下关照着的一系列事物,一切残损的、美好的、充满生之喜悦和死之恐惧的事物,比如《伊万的童年》和《乡愁》。雾中的花,树,风,流水,教堂,旷野,沉迷于灵魂的写作者,寻找童年的孩子,温柔多情又有着无数分身的女性,在俄罗斯大地某个时间某个空间存在的普通人,他们都是安静的,甚至连生命的暴发和死亡的来袭都是安静的。遵循自己的秩序,无人可以干涉。这时你看到了他身后的一张面目模糊的母亲的脸,感受到了女性身上独有的顺应自然的美德,那是深刻影响过塔氏,母土一样广大的胸怀。
说起来还是些陈词滥调,但是说到塔可夫斯基,不得不提到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三位大师都坚持了人文知识分子的思考,安东尼奥尼的主题是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伯格曼的主题是死亡,而塔可夫斯基的主题是一团自己置身其中缓慢推移的时光。
【译者说塔】
艺术圣徒绝非完人
周成林(《时光中的时光》译者)
对塔可夫斯基的了解愈深,我的感情就愈复杂。一方面,塔氏电影自如穿梭现实与幻境,独有一种真善美的魔力;另一方面,他的艺术哲学虽然高迈,但也没有脱离“苏俄美学”窠臼。西方影评家说他“个性高傲,自构神话”,必须从被误解与错误崇拜中拯救出来。
这样说不等于否定他,也不减低我对塔可夫斯基的崇敬和热爱。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就听说过他,但那时还没有碟片,找不到他的电影,连书也很难看到。后来有了DVD,我花很多钱买了正版。好在他留下的电影只有七部半,今天的中国并不难求。至于为什么要翻译这本日记,我觉得,对爱好电影的人来说,这是很有用的资料。
塔氏堪称艺术圣徒,但绝非所谓完人。或许这样一个塔可夫斯基,他的内心世界才更值得读者探寻。他的个性中充满暴躁猜疑,以自我为中心,难以与他人相处。日记里记录了他与多年合作的摄影师尤索夫决裂,塔氏虽然在理,但对尤索夫恶言贬斥,极尽挖苦,虽是私人记录,看起来也缺少气量,令人愕然。至于他对安东尼奥尼等同行的评判,也是反复无常,主观多于客观。
塔氏电影虽然不与官方主旋律共舞,他与苏联文化官僚的关系也很紧张,但大致上仍有不少机会。可以说,他一方面是苏联体制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也是得益者,他的日记显示,他和他的电影在苏联广受欢迎。如果换成西方商业环境,他可能更加举步维艰,只有奉艺术家为塑造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苏联,客观上才可能为他提供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创作空间。
或许天才就是这样吧,我说过很残酷的话,塔可夫斯基的死忠影迷看了会打我———幸亏塔可夫斯基死得早,才能让他更早解脱,让他的不完美变成完美,激励后来的人。
【影评人说塔】
他的精神世界十分强大
程青松(编剧、影评人)
我在大约12年前就看了《雕刻时光》这本书,当时是台湾远流的繁体字版。这本书不应该只当做一本关于电影的书,而是一本关于记忆和思想的书。因为他对电影的态度从来就不是跟票房、商业性的故事联结在一起的,他是用电影来完成自己对记忆和思想的叙述。
很多人认为他的电影理念是非常自我的,因为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你只能读到其中微少的部分,更多的东西是属于他自己的精神世界的。我喜欢这样的电影和这样的大师,因为透过他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我们可以重回自己的内心。
塔可夫斯基不是大众类型的导演,他不会打动所有的人,只有一部分人会喜欢他。他的力量来自于他浑然不觉地在用自己的方式叙述,不管是镜头语言、电影结构,还是他的内心独白,都没有任何的讨巧、迎合、媚俗。他敢于用电影来探讨人类的精神世界,这需要他自己的精神世界十分强大。
关于“时光”这个概念,因为大量的分切镜头会给观众更多的强制性的感受和情绪,可是,塔可夫斯基却更喜欢采取凝视的方式,他是在尽量接近人类的眼睛看世界。这种运用长镜头的方式,特别是他早期的电影,对中国导演的影响还是挺多的。
其他相关报道及书评:
http://news.thebeijingnews.com/newslist.htm?id=833
2007年8月10日
前苏联电影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1932-1986),是诗人阿尔谢尼伊·塔可夫斯基之子,1961年毕业于苏联电影学院。他被誉为“自爱森斯坦后最重要的苏联导演”,一生拍摄了七部长片和两部短片,长篇处女作《伊万的童年》于1962年获威尼斯影展金狮奖,最后一部作品《牺牲》获1986年戛纳影展评审团特别奖。在他论述自己电影理念的《雕刻时光》一书中,塔可夫斯基像他在电影中一样缓缓叙述,如同站在时光之河岸边,安静地看着世人的身影。
当时苏联国内的影评人指责塔可夫斯基的影片过于晦涩,节奏拖沓,西方人则认为他在玩弄小资趣味。而塔可夫斯基自己说:“我对情节的发展、事件的串联并没有兴趣,我认为我的电影一部比一部不需要情节。”他的坚持终获认可,作为电影史上的大师之一,塔可夫斯基以他的诗意视角和悲悯情怀感动了无数观众。
但人们对这位杰出导演的研究仍缺乏证据。塔可夫斯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日记,由于其私人记录的性质,其中许多内容长期不便披露。前不久,塔氏日记《时光中的时光》出版了中文译本,收录自上世纪70年代到他病逝巴黎前两周的日记,时间跨度长达17年,基本涵盖了他的整个艺术生涯。用译者周成林的话说,这本书“可能不会畅销,但喜欢塔可夫斯基电影的人应该会想要了解这个人本身”。卸下头顶笼罩的光环,塔可夫斯基在日记里真实袒露心扉,他对世界的看法或许比电影的表达更为直接,人性上的弱点也毫不掩饰。举凡优秀的艺术家,总会有一颗敏感的心,这会给人带来痛苦和伤害,也能激发灵感的火花。
许多研究者都谈到,塔可夫斯基仿佛就是为电影而生。正如他说过的:“让一个人置身于变幻无穷的环境中,让他与数不尽或远或近的人物错身而过,让他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这就是电影的意义。”
本报记者 武云溥
————————————————
塔可夫斯基:艺术圣徒的诗意追求
很少有这样的导演:他的作品也许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但喜欢的观众却几乎能读出相似的意蕴。塔可夫斯基对“时光”这个概念的偏爱,透过他擅用的长镜头传达出来,令观者沉静。电影学者、影评人和影迷们的主观感受,或能作为我们解读文本的参照。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浦
【学者说塔】
电影就是为了记录时间流逝
杜庆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
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基本都是经典了。他的电影节奏是很慢很慢的,这个不能说是一种做法,而是和他观看这个世界的方式有关。塔可夫斯基认为电影就是这样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把握和表达。
电影这种工具和摄影机的诞生,就是为了让人类拥有一种方式,来记录时间的流逝。塔可夫斯基用电影记录一截一截的时间,然后把这些时间粘贴在一起,他的整个电影理论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非常严谨的模式上,他的美学观也是沿着这条道路不断求索。一个导演能够拥有自己的世界观,同时这种世界观和他使用的电影语言是高度一致的,这只有很少数的导演能够做到。塔可夫斯基认为,电影不是讲故事,也不是为了追求某种视觉效果,电影只是为了揭示出在某个时间维度上的人类活动。如果你不关心他讲什么故事的话,他的电影也可以说是最好懂的。如果你非要弄明白,这个人为什么在这个时间里干这个事,那就迷失了。他所描写的所有人,都是为了表达一种生命本原的精神状况,当然这种精神状况是建立在基督教层面上的。他的电影就是他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如果你认为这里面包含什么意义,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与塔可夫斯基无关。他是反对隐喻的,认为这有违电影的本质。不过在他早期的电影里是存在某种寄托的,比如《伊凡的童年》,那是在他的电影理念还不成熟的时候。
有一种电影,到了某个层次,就不存在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的问题,因为它已经成为电影本身了。他的镜头所标记出来的电影本身的意味已经足够了,这是最原始的,就像你看到生活中,人是很渺小的,面对死亡我们无能为力。
一流的导演永远不敢说自己受他的影响,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情的。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如果你进入和塔可夫斯基近似的思考,就是关于电影与人的关系,那你不可能不受塔可夫斯基的影响。但是你没有办法模仿他,他是不可复制的。他所运用的技术也是最简单的,像《飞向太空》里用的一些特技在今天看来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运用的技术远远低于摄影师已经掌握的技术,他和摄影师最大的矛盾在于,他不希望摄影师运用那么多技术。
【影迷说塔】
塔氏不仅仅是艺术家,也是诗人
刘雅婧(媒体从业者)
喜欢塔可夫斯基,最初是因为他掌机的那张照片,这个帅老头有着刀刻出来的五官,和深得足以淹没时间的双眼,好像从《柏林苍穹下》走出来的天使。
很多人把塔氏的高度提升到穿梭于宏观宇宙和微观心理的魔术师,而我一直认为,所有的大师的创作,一定都有些从母胎里带出来的情结,比如《潜行者》和《镜子》:不动声色的长镜头,缓慢流转的节奏,优美的影调,那些静止在时光中,被时光赋予独特意义的意象,被他匠心独运的诗人手法,拼接起来,创造了另外一种真实的逻辑,这都是塔氏从诗人父亲身上传承而来的抒情本质。诗意地栖居,不只在电影中,也在他的著作《雕刻时光》中,你能看到塔氏是怎样看待理论和技术的,更能看到他诗人一般忠实于自己的经验和本能。
而在他镜头下关照着的一系列事物,一切残损的、美好的、充满生之喜悦和死之恐惧的事物,比如《伊万的童年》和《乡愁》。雾中的花,树,风,流水,教堂,旷野,沉迷于灵魂的写作者,寻找童年的孩子,温柔多情又有着无数分身的女性,在俄罗斯大地某个时间某个空间存在的普通人,他们都是安静的,甚至连生命的暴发和死亡的来袭都是安静的。遵循自己的秩序,无人可以干涉。这时你看到了他身后的一张面目模糊的母亲的脸,感受到了女性身上独有的顺应自然的美德,那是深刻影响过塔氏,母土一样广大的胸怀。
说起来还是些陈词滥调,但是说到塔可夫斯基,不得不提到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三位大师都坚持了人文知识分子的思考,安东尼奥尼的主题是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伯格曼的主题是死亡,而塔可夫斯基的主题是一团自己置身其中缓慢推移的时光。
【译者说塔】
艺术圣徒绝非完人
周成林(《时光中的时光》译者)
对塔可夫斯基的了解愈深,我的感情就愈复杂。一方面,塔氏电影自如穿梭现实与幻境,独有一种真善美的魔力;另一方面,他的艺术哲学虽然高迈,但也没有脱离“苏俄美学”窠臼。西方影评家说他“个性高傲,自构神话”,必须从被误解与错误崇拜中拯救出来。
这样说不等于否定他,也不减低我对塔可夫斯基的崇敬和热爱。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就听说过他,但那时还没有碟片,找不到他的电影,连书也很难看到。后来有了DVD,我花很多钱买了正版。好在他留下的电影只有七部半,今天的中国并不难求。至于为什么要翻译这本日记,我觉得,对爱好电影的人来说,这是很有用的资料。
塔氏堪称艺术圣徒,但绝非所谓完人。或许这样一个塔可夫斯基,他的内心世界才更值得读者探寻。他的个性中充满暴躁猜疑,以自我为中心,难以与他人相处。日记里记录了他与多年合作的摄影师尤索夫决裂,塔氏虽然在理,但对尤索夫恶言贬斥,极尽挖苦,虽是私人记录,看起来也缺少气量,令人愕然。至于他对安东尼奥尼等同行的评判,也是反复无常,主观多于客观。
塔氏电影虽然不与官方主旋律共舞,他与苏联文化官僚的关系也很紧张,但大致上仍有不少机会。可以说,他一方面是苏联体制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也是得益者,他的日记显示,他和他的电影在苏联广受欢迎。如果换成西方商业环境,他可能更加举步维艰,只有奉艺术家为塑造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苏联,客观上才可能为他提供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创作空间。
或许天才就是这样吧,我说过很残酷的话,塔可夫斯基的死忠影迷看了会打我———幸亏塔可夫斯基死得早,才能让他更早解脱,让他的不完美变成完美,激励后来的人。
【影评人说塔】
他的精神世界十分强大
程青松(编剧、影评人)
我在大约12年前就看了《雕刻时光》这本书,当时是台湾远流的繁体字版。这本书不应该只当做一本关于电影的书,而是一本关于记忆和思想的书。因为他对电影的态度从来就不是跟票房、商业性的故事联结在一起的,他是用电影来完成自己对记忆和思想的叙述。
很多人认为他的电影理念是非常自我的,因为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你只能读到其中微少的部分,更多的东西是属于他自己的精神世界的。我喜欢这样的电影和这样的大师,因为透过他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我们可以重回自己的内心。
塔可夫斯基不是大众类型的导演,他不会打动所有的人,只有一部分人会喜欢他。他的力量来自于他浑然不觉地在用自己的方式叙述,不管是镜头语言、电影结构,还是他的内心独白,都没有任何的讨巧、迎合、媚俗。他敢于用电影来探讨人类的精神世界,这需要他自己的精神世界十分强大。
关于“时光”这个概念,因为大量的分切镜头会给观众更多的强制性的感受和情绪,可是,塔可夫斯基却更喜欢采取凝视的方式,他是在尽量接近人类的眼睛看世界。这种运用长镜头的方式,特别是他早期的电影,对中国导演的影响还是挺多的。
其他相关报道及书评:
http://news.thebeijingnews.com/newslist.htm?id=833
2007-8-6 星期一(Monday)
另一種雕刻時光
說起已故蘇聯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我對他的“認識”和“瞭解”愈深(看他的電影,讀他的論著,譯他的日記),我的感情就愈複雜。一方面,塔氏電影空谷跫音,攝人魂魄,自如穿梭現實與幻境,獨有一種真善美的魔力,令人無可抵擋。另一方面,塔氏的藝術哲學與人類遠景(我姑且貼上這樣的標簽)雖然高邁,但亦純粹絕對,甚至不脫“蘇俄美學”窠臼。身爲旁觀者與仰慕者,若是盲目崇拜,把握失當,則易趨於極端片面。再有,好幾年前讀到西方影評家說他“個性高傲,自構神話”,必須從被誤解與錯誤崇拜中拯救出來,後來屢有同感。只是這一感受,我一直未有坦露。
如此放言,並不等於否定塔氏,亦不因此抹殺我對他由來已久的崇敬,抑或減低我對他電影的熱愛(當然,他的電影不是每一部我都推崇備至,而是覺得以《安德烈·盧布列夫》爲分水嶺,他的作品才趨於成熟)。論及影響與成就,塔氏其人及其作品,影史並不多見。而觀衆與評論家的反應往往極端,要麽五體投地,奉若神明;要麽直言抽象,敬而遠之。兩種反應都不正常,都需要理性與感性來平衡,更需要以開放心態,深入瞭解他的生活環境與創作歷程,才可真正欣賞與理解。
好在塔氏留下的電影只有七部半(不含他早年電影學院習作),今天的中國並不難求。他“反思電影”的論著《雕刻時光》,三年前亦終有簡體中文版面世。而今年出版的這本塔氏日記《時光中的時光》中譯本,更爲塔氏其人其作增添一大詳盡注腳。記得塔氏稱電影導演的主要工作爲雕刻時光:“就如雕刻家面對一大塊大理石,心知完成之作會有甚麽特質外貌,於是動手將不屬於此風貌的部分鑿掉,導演也是如此。從許多具體鮮明的事實所組成的一大塊‘時光’中,切掉、揚棄他所不需要的部分。”以此推論,塔氏電影若是成品,那他的日記,則是他不需要觀衆知道的那些切掉揚棄的部分。但是,身爲“愛屋及烏”的觀者讀者兼譯者,我想這一部分同等重要,因爲,那是塔可夫斯基“雕刻”的另一種時光。
“我覺得我與蒲寧親如兄弟”
塔氏日記卷帙繁多,但因涉及私隱與品藻等故,一直未有全本發行。除了籌劃中的俄文版,目前較好版本爲英、法、意和波蘭文等譯本,並各有所長。《時光中的時光》中譯本所據,乃《雕刻時光》英譯者Kitty Hunter-Blair直接翻譯自俄文原件,這也是當今公認的最佳英譯本。除了日記,書中並收錄五則塔氏訪談、演講記錄與個人創作筆記,仔細閱讀,不難發現與日記和《雕刻時光》的相通之處。
日記的時間跨度爲十七年,即始於七十年代塔氏籌拍《飛向太空》,終於一九八六年病逝巴黎之前兩個星期。就其創作生涯而言,幾乎涵蓋塔氏所有作品(包括《雕刻時光》一書)的醞釀、實施與完成。不僅如此,更顯露他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經濟困境,家庭與人際關係,創作艱辛,與蘇聯官僚的苦鬥,亦有內心彷徨,焦慮,懷疑甚至絕望。然而在我看來,全書最重要最令人震撼之處,卻是塔氏日記貫穿始終、不斷堅定的信念。這一信念,是對藝術、生命及真理的赤誠之心與身體力行,讀來不僅感慨,更能燭照心靈,予人超越坎懍與創造的勇氣。
塔可夫斯基一生孤高,性情內傾執拗,活在彼時蘇聯,心中鬱卒,可想而知。即使後來移居西方,他亦有如鶴立,絕不屈從無孔不入的物質主義與庸俗風潮。或許有人認爲,以開放社會的多元藝術觀與價值觀,以伴隨時代發展不斷出現的全新藝術表現與審美方式,塔氏終其一生追求的純粹藝術與高尚人生等信念,不免太過理想與“獨斷”。英國影評家Ian Christie就曾分析,塔可夫斯基“必須重被擺回那個培育他成爲藝術家、給他許多很能欣賞他的觀衆的蘇聯環境中(雖然官僚體系桎梏重重)”;並且客觀指出:“只有完全不用考慮市場(因爲全由國家政治主宰)的蘇聯導演才會如此漠視商業考量。”
Ian Christie的分析並非一無是處。然而,置身這一玩世不恭大行其道,現實或虛擬得以至失真的紛紜人間,看過東西方太多始亂終棄、口是心非或筆是心非的各色“大師”及其作品,塔可夫斯基的理念縱然有其獨斷一面,但依然如天外來鴻,當頭棒喝,促人驚醒與反省。比照他精心構造的幾部電影與理論著述,塔氏日記好在無拘無束,直抒胸臆,讓後來讀者窺見他通往信念之路的點點滴滴與苦苦掙扎。尤其難得的是,他絕非口惠而實不至,而是以自己的所有作品、以自己的整個身心來力行,爲時人與後人樹立不朽典範。
《時光中的時光》深刻與動人之處,亦在於塔氏對生與死的思考(日記不僅記錄很多夢境,亦有靈光閃現的相關論說),不斷的自我反省與自我肯定……尤其後者,讀者最有可能心生誤解。其實,正如上述英國影評人所言,讀者仍需回到當年的蘇聯環境,才可見出相關日記的痛苦與積極內涵,即塔氏一方面擁有很多欣賞他的蘇聯觀衆,一方面又要與各路官僚苦苦纏鬥,爭取最大限度的創作乃至生活空間。肯定自己,肯定自己選擇的崎嶇之路,正可顯示塔氏與現實搏鬥(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後來移居西方)的痛苦心境與超凡意志。而他的這一心境,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的日記中表達得最爲明晰:“我覺得我與蒲寧親如兄弟:他的鄉愁,他的希望,他的要求嚴格;沒眼力的人,卻將這些歸結爲怨懟。”
“我知道我距完美甚遠”
塔氏堪稱藝術聖徒,但絕非所謂完人。或許這樣一個塔可夫斯基,他的內心世界才更值得讀者探尋。《時光中的時光》亦顯露塔氏個性的暴躁猜疑,乃至自我中心與“自構神話”的成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寫道:“我知道我距完美甚遠,實際上,我淹沒於缺陷與罪惡;我不知道如何把握自己的無用;我發覺很難看到自己的生活有所發展。正如現在,我越來越被自己的生活牽絆。……我只清楚一件事:我不能再像現在這樣生活,做的事情少得可笑,至少有些時間消耗於無休止的負面情緒,它無濟於事,實際上破壞了生活的完整,對於工作而言,這一完整感覺必不可少。”
然而客觀說來,塔氏在蘇聯導演的每一部電影(雖然數量可憐),從醞釀、拍攝到審查、發行,儘管困難重重,但相較他譽爲“天才”的亞美尼亞導演帕拉贊諾夫(兩度入獄,出獄後等同失業),已屬非常幸運。塔氏電影雖然不與官方主旋律共舞,他雖然與蘇聯文化官僚關係緊張,但大致而言,仍有機會拍自己想拍的電影(《潛行者》第一個版本因爲技術問題報廢,就不惜工本重拍)。他亦有機會參加西方影展(譬如做過瑞士洛迦諾影展評審團主席),到西方拍片(在義大利拍《鄉愁》,在瑞典拍《犧牲》)。可以說,他一方面是蘇聯體制的受害者(尤其他去世前幾年的遭遇,與親人睽隔,與祖國相離),另一方面也是得益者(他的日記在在顯示,他和他的電影在蘇聯廣受歡迎。又:關於他的電影被禁一說,Ian Christie引述蘇聯影評人說法,有客觀論說,此處謹不贅述)。這樣講,當然不是爲蘇聯文化體制和電影官僚辯護(這方面的弊端與危害,日記有詳盡披露),而是說明一個事實,即塔氏高度藝術與充滿靈性的電影,換成西方商業環境,可能更加舉步維艱,而只有奉藝術家爲塑造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蘇聯,客觀上才可爲他提供這樣多少哭笑不得的創作空間。
塔氏日記屢屢提及生活與經濟困難,包括莫斯科住房條件差,負債累累,身無分文,要靠幫別的電影廠寫劇本、不斷出席觀衆見面會來賺盧布還債……這些都是事實,亦令人心酸(尤其對於如此傑出的導演而言),但他同時亦在風景怡人的鄉間購置一所房屋,只要不高興,就可退避三舍修身養性。比起西方同行,如他日記所記安東尼奧尼那幢豪華的海島別墅,這固然不算甚麽(當然塔氏亦不羡慕),但比照多數蘇聯人處境,塔氏身爲藝術家所享有的諸多“特權”(出國、療養、旅行等),亦的確一大事實(包括他鄙視的俄羅斯加盟共和國功勳藝術家頭銜,亦可用來“要挾”刁難《雕刻時光》一書的蘇聯出版社)。反而到了西方,他物質上的困窘,因爲環境生變與蘇聯當局種種阻撓,讀來更爲心痛,如他去世前不久的日記:“日本人也在籌集救助資金,但他們覺得無法理解,這麽有名的導演,怎麽會這麽窮。”
塔氏個性,一則內傾羞怯,溫柔善感,一則猜疑暴躁,難以相處。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日,他提到妻子拉麗莎,如此道來:“她和我一起生活不容易,要挑起生活重擔,還要給我信心,讓我相信我走的路是對的。當然,我的性格並非都是那麽輕鬆可愛。不是每一個人可以接受的。我唯一確定的就是,我沒拉娜不行。”他與多年合作的攝影師尤索夫之決裂(《飛向太空》及之前所有塔氏電影的攝影師),日記敍述詳盡。塔氏雖然在理,但對尤索夫惡言貶斥,極盡挖苦,雖是私人記錄,卻亦缺少氣量,讀來令人愕然。至於他對安東尼奧尼等同行的感覺與評判,也是反復無常,主觀多於客觀,的確予人自我中心與苛求他人之嫌疑。說來有趣,塔氏日記三言兩語提及小津安二郎電影,語帶不屑,卻亦反證他的藝術高超之餘,仍需拓展開放與包容空間(記得伯格曼意味深長說過,塔氏後來也在拍塔可夫斯基式的電影了)。不過,或許“天才”都是如此,沒有“偏見”的藝術家,終究不能獨樹一幟趨於極致?
當然,對於塔氏,物質苦痛遠遠不如精神痛苦。蘇聯時期,塔氏日記多次哀歎缺少安寧快樂,缺少自由空間。到得西方,又如他自嘲般引述西方人所謂“俄國人是最差勁的移民”(出自《雕刻時光》),進退失據,內心惶然。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八日的日記,可能最爲哀慟:“昨晚我做了個很悲傷的夢。我又夢到俄國北方(我記得)某處的湖泊;那是拂曉,遠處的湖濱有兩座東正教修院,教堂和圍牆異常美麗。我好悲傷!好痛苦!”在我理解,這不僅膚淺意義的鄉愁,因爲人的困境,最後都是哲學與信念的困境。塔氏的苦痛,是純粹絕對的靈性于現實中無處立錐的不可排解(站在塔氏角度看,他真是有幸,未能看到他以畢生精力,欲將之置身藝術殿堂的電影,在他去世之後愈加遠離藝術)。說得殘酷些,或許隨後的早逝,方能讓塔氏解脫,亦可經由他的信念與力行,令他的不完美趨於某種程度的完美,並且激勵來者,不論他雕刻的是這一種時光,還是另一種時光。
(刊於八月五日《南方都市報》閱讀周刊)
說起已故蘇聯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我對他的“認識”和“瞭解”愈深(看他的電影,讀他的論著,譯他的日記),我的感情就愈複雜。一方面,塔氏電影空谷跫音,攝人魂魄,自如穿梭現實與幻境,獨有一種真善美的魔力,令人無可抵擋。另一方面,塔氏的藝術哲學與人類遠景(我姑且貼上這樣的標簽)雖然高邁,但亦純粹絕對,甚至不脫“蘇俄美學”窠臼。身爲旁觀者與仰慕者,若是盲目崇拜,把握失當,則易趨於極端片面。再有,好幾年前讀到西方影評家說他“個性高傲,自構神話”,必須從被誤解與錯誤崇拜中拯救出來,後來屢有同感。只是這一感受,我一直未有坦露。
如此放言,並不等於否定塔氏,亦不因此抹殺我對他由來已久的崇敬,抑或減低我對他電影的熱愛(當然,他的電影不是每一部我都推崇備至,而是覺得以《安德烈·盧布列夫》爲分水嶺,他的作品才趨於成熟)。論及影響與成就,塔氏其人及其作品,影史並不多見。而觀衆與評論家的反應往往極端,要麽五體投地,奉若神明;要麽直言抽象,敬而遠之。兩種反應都不正常,都需要理性與感性來平衡,更需要以開放心態,深入瞭解他的生活環境與創作歷程,才可真正欣賞與理解。
好在塔氏留下的電影只有七部半(不含他早年電影學院習作),今天的中國並不難求。他“反思電影”的論著《雕刻時光》,三年前亦終有簡體中文版面世。而今年出版的這本塔氏日記《時光中的時光》中譯本,更爲塔氏其人其作增添一大詳盡注腳。記得塔氏稱電影導演的主要工作爲雕刻時光:“就如雕刻家面對一大塊大理石,心知完成之作會有甚麽特質外貌,於是動手將不屬於此風貌的部分鑿掉,導演也是如此。從許多具體鮮明的事實所組成的一大塊‘時光’中,切掉、揚棄他所不需要的部分。”以此推論,塔氏電影若是成品,那他的日記,則是他不需要觀衆知道的那些切掉揚棄的部分。但是,身爲“愛屋及烏”的觀者讀者兼譯者,我想這一部分同等重要,因爲,那是塔可夫斯基“雕刻”的另一種時光。
“我覺得我與蒲寧親如兄弟”
塔氏日記卷帙繁多,但因涉及私隱與品藻等故,一直未有全本發行。除了籌劃中的俄文版,目前較好版本爲英、法、意和波蘭文等譯本,並各有所長。《時光中的時光》中譯本所據,乃《雕刻時光》英譯者Kitty Hunter-Blair直接翻譯自俄文原件,這也是當今公認的最佳英譯本。除了日記,書中並收錄五則塔氏訪談、演講記錄與個人創作筆記,仔細閱讀,不難發現與日記和《雕刻時光》的相通之處。
日記的時間跨度爲十七年,即始於七十年代塔氏籌拍《飛向太空》,終於一九八六年病逝巴黎之前兩個星期。就其創作生涯而言,幾乎涵蓋塔氏所有作品(包括《雕刻時光》一書)的醞釀、實施與完成。不僅如此,更顯露他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經濟困境,家庭與人際關係,創作艱辛,與蘇聯官僚的苦鬥,亦有內心彷徨,焦慮,懷疑甚至絕望。然而在我看來,全書最重要最令人震撼之處,卻是塔氏日記貫穿始終、不斷堅定的信念。這一信念,是對藝術、生命及真理的赤誠之心與身體力行,讀來不僅感慨,更能燭照心靈,予人超越坎懍與創造的勇氣。
塔可夫斯基一生孤高,性情內傾執拗,活在彼時蘇聯,心中鬱卒,可想而知。即使後來移居西方,他亦有如鶴立,絕不屈從無孔不入的物質主義與庸俗風潮。或許有人認爲,以開放社會的多元藝術觀與價值觀,以伴隨時代發展不斷出現的全新藝術表現與審美方式,塔氏終其一生追求的純粹藝術與高尚人生等信念,不免太過理想與“獨斷”。英國影評家Ian Christie就曾分析,塔可夫斯基“必須重被擺回那個培育他成爲藝術家、給他許多很能欣賞他的觀衆的蘇聯環境中(雖然官僚體系桎梏重重)”;並且客觀指出:“只有完全不用考慮市場(因爲全由國家政治主宰)的蘇聯導演才會如此漠視商業考量。”
Ian Christie的分析並非一無是處。然而,置身這一玩世不恭大行其道,現實或虛擬得以至失真的紛紜人間,看過東西方太多始亂終棄、口是心非或筆是心非的各色“大師”及其作品,塔可夫斯基的理念縱然有其獨斷一面,但依然如天外來鴻,當頭棒喝,促人驚醒與反省。比照他精心構造的幾部電影與理論著述,塔氏日記好在無拘無束,直抒胸臆,讓後來讀者窺見他通往信念之路的點點滴滴與苦苦掙扎。尤其難得的是,他絕非口惠而實不至,而是以自己的所有作品、以自己的整個身心來力行,爲時人與後人樹立不朽典範。
《時光中的時光》深刻與動人之處,亦在於塔氏對生與死的思考(日記不僅記錄很多夢境,亦有靈光閃現的相關論說),不斷的自我反省與自我肯定……尤其後者,讀者最有可能心生誤解。其實,正如上述英國影評人所言,讀者仍需回到當年的蘇聯環境,才可見出相關日記的痛苦與積極內涵,即塔氏一方面擁有很多欣賞他的蘇聯觀衆,一方面又要與各路官僚苦苦纏鬥,爭取最大限度的創作乃至生活空間。肯定自己,肯定自己選擇的崎嶇之路,正可顯示塔氏與現實搏鬥(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後來移居西方)的痛苦心境與超凡意志。而他的這一心境,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的日記中表達得最爲明晰:“我覺得我與蒲寧親如兄弟:他的鄉愁,他的希望,他的要求嚴格;沒眼力的人,卻將這些歸結爲怨懟。”
“我知道我距完美甚遠”
塔氏堪稱藝術聖徒,但絕非所謂完人。或許這樣一個塔可夫斯基,他的內心世界才更值得讀者探尋。《時光中的時光》亦顯露塔氏個性的暴躁猜疑,乃至自我中心與“自構神話”的成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寫道:“我知道我距完美甚遠,實際上,我淹沒於缺陷與罪惡;我不知道如何把握自己的無用;我發覺很難看到自己的生活有所發展。正如現在,我越來越被自己的生活牽絆。……我只清楚一件事:我不能再像現在這樣生活,做的事情少得可笑,至少有些時間消耗於無休止的負面情緒,它無濟於事,實際上破壞了生活的完整,對於工作而言,這一完整感覺必不可少。”
然而客觀說來,塔氏在蘇聯導演的每一部電影(雖然數量可憐),從醞釀、拍攝到審查、發行,儘管困難重重,但相較他譽爲“天才”的亞美尼亞導演帕拉贊諾夫(兩度入獄,出獄後等同失業),已屬非常幸運。塔氏電影雖然不與官方主旋律共舞,他雖然與蘇聯文化官僚關係緊張,但大致而言,仍有機會拍自己想拍的電影(《潛行者》第一個版本因爲技術問題報廢,就不惜工本重拍)。他亦有機會參加西方影展(譬如做過瑞士洛迦諾影展評審團主席),到西方拍片(在義大利拍《鄉愁》,在瑞典拍《犧牲》)。可以說,他一方面是蘇聯體制的受害者(尤其他去世前幾年的遭遇,與親人睽隔,與祖國相離),另一方面也是得益者(他的日記在在顯示,他和他的電影在蘇聯廣受歡迎。又:關於他的電影被禁一說,Ian Christie引述蘇聯影評人說法,有客觀論說,此處謹不贅述)。這樣講,當然不是爲蘇聯文化體制和電影官僚辯護(這方面的弊端與危害,日記有詳盡披露),而是說明一個事實,即塔氏高度藝術與充滿靈性的電影,換成西方商業環境,可能更加舉步維艱,而只有奉藝術家爲塑造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蘇聯,客觀上才可爲他提供這樣多少哭笑不得的創作空間。
塔氏日記屢屢提及生活與經濟困難,包括莫斯科住房條件差,負債累累,身無分文,要靠幫別的電影廠寫劇本、不斷出席觀衆見面會來賺盧布還債……這些都是事實,亦令人心酸(尤其對於如此傑出的導演而言),但他同時亦在風景怡人的鄉間購置一所房屋,只要不高興,就可退避三舍修身養性。比起西方同行,如他日記所記安東尼奧尼那幢豪華的海島別墅,這固然不算甚麽(當然塔氏亦不羡慕),但比照多數蘇聯人處境,塔氏身爲藝術家所享有的諸多“特權”(出國、療養、旅行等),亦的確一大事實(包括他鄙視的俄羅斯加盟共和國功勳藝術家頭銜,亦可用來“要挾”刁難《雕刻時光》一書的蘇聯出版社)。反而到了西方,他物質上的困窘,因爲環境生變與蘇聯當局種種阻撓,讀來更爲心痛,如他去世前不久的日記:“日本人也在籌集救助資金,但他們覺得無法理解,這麽有名的導演,怎麽會這麽窮。”
塔氏個性,一則內傾羞怯,溫柔善感,一則猜疑暴躁,難以相處。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日,他提到妻子拉麗莎,如此道來:“她和我一起生活不容易,要挑起生活重擔,還要給我信心,讓我相信我走的路是對的。當然,我的性格並非都是那麽輕鬆可愛。不是每一個人可以接受的。我唯一確定的就是,我沒拉娜不行。”他與多年合作的攝影師尤索夫之決裂(《飛向太空》及之前所有塔氏電影的攝影師),日記敍述詳盡。塔氏雖然在理,但對尤索夫惡言貶斥,極盡挖苦,雖是私人記錄,卻亦缺少氣量,讀來令人愕然。至於他對安東尼奧尼等同行的感覺與評判,也是反復無常,主觀多於客觀,的確予人自我中心與苛求他人之嫌疑。說來有趣,塔氏日記三言兩語提及小津安二郎電影,語帶不屑,卻亦反證他的藝術高超之餘,仍需拓展開放與包容空間(記得伯格曼意味深長說過,塔氏後來也在拍塔可夫斯基式的電影了)。不過,或許“天才”都是如此,沒有“偏見”的藝術家,終究不能獨樹一幟趨於極致?
當然,對於塔氏,物質苦痛遠遠不如精神痛苦。蘇聯時期,塔氏日記多次哀歎缺少安寧快樂,缺少自由空間。到得西方,又如他自嘲般引述西方人所謂“俄國人是最差勁的移民”(出自《雕刻時光》),進退失據,內心惶然。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八日的日記,可能最爲哀慟:“昨晚我做了個很悲傷的夢。我又夢到俄國北方(我記得)某處的湖泊;那是拂曉,遠處的湖濱有兩座東正教修院,教堂和圍牆異常美麗。我好悲傷!好痛苦!”在我理解,這不僅膚淺意義的鄉愁,因爲人的困境,最後都是哲學與信念的困境。塔氏的苦痛,是純粹絕對的靈性于現實中無處立錐的不可排解(站在塔氏角度看,他真是有幸,未能看到他以畢生精力,欲將之置身藝術殿堂的電影,在他去世之後愈加遠離藝術)。說得殘酷些,或許隨後的早逝,方能讓塔氏解脫,亦可經由他的信念與力行,令他的不完美趨於某種程度的完美,並且激勵來者,不論他雕刻的是這一種時光,還是另一種時光。
(刊於八月五日《南方都市報》閱讀周刊)
2007-7-27 星期五(Friday)
近日收到样书,编辑先生辛苦!如此内涵之作,几个小地方因为电脑植字与排版,出现错漏难以避免亦可理解,是以太过细小不影响阅读与理解之处,这里且不提。但亦正是出于阅读与理解之考虑,在将来有机会正式更改前,下列几处需要提请读者诸君留意:
(一)503页,漏了一百来字,即“莎士比亚这一想法诉我”一句,不知所云。查拙译备份,应是:“莎士比亚这一想法萦绕我心。人可以评判他人么,可以让他人流血么?我觉得他不可以,他没有权利。社会可以。不幸得很——它可以!关于它什么也没有做过。……但流的一滴血,就等于一片汪洋。我不觉得,为了十个人的幸福,一个人有权去杀害另一个人。要是有人告诉我……”
(二)477页,“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的电影,您觉得有没有成功之作”这句,因为是采访者对塔氏的提问,应为黑体分行。
(三)301页,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引托尔斯泰信件,有句“因为威列夏金267画展的惨败”,其中“267”为衍文。另查拙译备份,“威列夏金”并有一个译者脚注如右:“威列夏金(Vereshchagin, 1842-1904):俄国画家。——译注。”
(四)104、105页,这两页的塔氏诗稿应为几首而非一首,本有间隔横线,具体为:104页,“我心中的希望”以上为一首诗,“我以为妳是我的女友”以下则为另一首诗(其中“妳”字现改为“你”)。105页,“朋友,/我真正的朋友,/心灵祈求原宥,/欢乐却不可求。/朋友带给我越来越多/令人沮丧的非难——痛苦也一次比一次多。”为一首短诗。之后的“难以言表的事”开始,则为另一首诗。
(五)值得一提的是,中译本只有一处删节(个中原因,中国人都知道),即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的日记,完整应为:“昨天零点左右,应该说八号晚上,毛泽东去世了。没什么大不了,不过是好消息。”
(一)503页,漏了一百来字,即“莎士比亚这一想法诉我”一句,不知所云。查拙译备份,应是:“莎士比亚这一想法萦绕我心。人可以评判他人么,可以让他人流血么?我觉得他不可以,他没有权利。社会可以。不幸得很——它可以!关于它什么也没有做过。……但流的一滴血,就等于一片汪洋。我不觉得,为了十个人的幸福,一个人有权去杀害另一个人。要是有人告诉我……”
(二)477页,“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的电影,您觉得有没有成功之作”这句,因为是采访者对塔氏的提问,应为黑体分行。
(三)301页,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引托尔斯泰信件,有句“因为威列夏金267画展的惨败”,其中“267”为衍文。另查拙译备份,“威列夏金”并有一个译者脚注如右:“威列夏金(Vereshchagin, 1842-1904):俄国画家。——译注。”
(四)104、105页,这两页的塔氏诗稿应为几首而非一首,本有间隔横线,具体为:104页,“我心中的希望”以上为一首诗,“我以为妳是我的女友”以下则为另一首诗(其中“妳”字现改为“你”)。105页,“朋友,/我真正的朋友,/心灵祈求原宥,/欢乐却不可求。/朋友带给我越来越多/令人沮丧的非难——痛苦也一次比一次多。”为一首短诗。之后的“难以言表的事”开始,则为另一首诗。
(五)值得一提的是,中译本只有一处删节(个中原因,中国人都知道),即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的日记,完整应为:“昨天零点左右,应该说八号晚上,毛泽东去世了。没什么大不了,不过是好消息。”
2007-7-20 星期五(Friday)

作者: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译者: 周成林
副标题: 塔可夫斯基日记(一九七○~一九八六)
isbn: 9787563365531
页数: 508
定价: 38.00元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7年6月第一版
书名: 时光中的时光(Time within Time)
本书相关介绍:http://www.bbtbook.com/detail.asp?id=547
英文版封面与封底介绍:
封面评语:
“环境如此严酷,作品却如此经典,这样的艺术家历史上罕有。”——《独立报》
封底简介与评语:
“表面看来,《时光中的时光》是本记录购物单、家常药方和出差旅程的日记。但是,比起这些痛苦的叙述,再没有别的东西更能说明塔可夫斯基的艺术了。”——《卫报》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1934-1986)只导演了七部长片,但每一部都非常独特,令人难忘。这些日记和笔记引人入胜。他充满激情与自觉的文字,让我们窥察到他的个人生活。
“他是大师级导演,很俄国,同时也很世界。只要电影在,他的记忆就在。”——《半周》
2007-3-1 星期四(Thursday)
(《时光中的时光》近期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毋须笔者再来饶舌。翻译塔可夫斯基的日记选《时光中的时光》,如同观赏他的七部半电影,亦如同研读他广受好评的电影论著《雕刻时光》,俱是短暂与无常人生值得倾心倾力投入之事。因为,诚如塔氏弟子索科洛夫所言:“塔可夫斯基毫不妥协的艺术原则和个人典范,比他的风格更重要。”(注一)所以,若将《时光中的时光》局限于一册“专业”电影导演日记,抑或仅供研究塔氏作品及其生平的专家学者之学术参考,不仅有辱作者,也有辱这本书的诸多读者。
塔氏日记卷帙繁多,但因涉及私隐与品藻等故,一直未有全本发行。除了筹划中的俄文版,目前较好版本为英、法、意和波兰文等译本,并各有所长。这本《时光中的时光》,乃《雕刻时光》英译者Kitty Hunter-Blair直接翻译自俄文原件,这也是当今公认的最佳英译本。除了日记,书中并收录五则塔氏访谈、演讲记录与个人创作笔记,仔细阅读,不难发现与日记和《雕刻时光》的相通之处。
日记的时间跨度为十七年,即始于七十年代塔氏筹拍《飞向太空》,终于一九八六年病逝巴黎之前两个星期。就其创作生涯而言,几乎涵盖塔氏所有作品(包括《雕刻时光》一书)的酝酿、实施与完成。不仅如此,更显露他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经济困境,家庭与人际关系,创作艰辛,与苏联官僚的苦斗,也有内心彷徨,焦虑,怀疑甚至绝望。然而在我看来,全书最重要亦最令人震撼之处,却是塔氏日记贯穿始终、不断坚定的信念。这一信念,是对艺术、生命及真理的赤诚之心与身体力行,读来不仅感慨,更能烛照心灵,予人超越坎懔与创造的勇气。
塔可夫斯基一生孤高,性情内倾执拗,活在彼时苏联,心中郁卒,可想而知。即使后来移居西方,他亦有如鹤立,绝不屈从无孔不入的物质主义与庸俗风潮。或许有人认为,以开放社会的多元艺术观与价值观,以伴随时代发展不断出现的全新艺术表现与审美方式,塔氏终其一生追求的纯粹艺术与高尚人生等信念,不免太过理想与“独断”。譬如英国影评人Ian Christie就曾分析,塔可夫斯基“必须重被摆回那个培育他成为艺术家、给他许多很能欣赏他的观众的苏联环境中(虽然官僚体系桎梏重重)”;并且客观指出:“只有完全不用考虑市场(因为全由国家政治主宰)的苏联导演才会如此漠视商业考量。”(注二)
Ian Christie的分析并非一无是处。然而,置身这一玩世不恭大行其道,现实或“虚拟”得以至失真的纷纭人间,看过东西方太多“始乱终弃”、口是心非或笔是心非的各色“大师”及其作品,塔可夫斯基的理念纵然有其“独断”一面,但依然如天外来鸿,当头棒喝,促人惊醒与反省。比照他精心构造的几部电影与理论著述,塔氏日记好在无拘无束,直抒胸臆,让后来读者窥见他通往信念之路的点点滴滴与苦苦挣扎。尤其难得的是,他绝非口惠而实不至,而是以自己的所有作品、以自己的整个身心来力行,为时人与后人树立不朽典范。就此意义而言,塔可夫斯基与美国作家梭罗毫无二致(塔氏后期日记多次引述《瓦尔登湖》),他们都蔑视所谓公众舆论,都拒绝所谓的成功定义,都不为他人评判所动,但又不仅仅停留于摇唇鼓舌,而是始终活在自己的信念之中,甚至不惜为之献出一切。
《时光中的时光》深刻与动人之处,亦在于塔氏对生与死的思考(日记不仅记录很多梦境,也有灵光闪现的相关论说),不断的自我反省与自我肯定……尤其后者,读者最有可能心生误解。其实,正如上述英国影评人所言,读者仍需回到当年的苏联环境,才可见出相关日记的痛苦与积极内涵,即塔氏一方面拥有很多欣赏他的苏联观众,一方面又要与各路官僚苦苦缠斗,争取最大限度的创作乃至生活空间。肯定自己,肯定自己选择的崎岖之路,正可显示塔氏与现实搏斗(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后来移居西方)的痛苦心境与超凡意志。而他的这一心境,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表达得最为明晰:“我觉得我与蒲宁亲如兄弟:他的乡愁,他的希望,他的要求严格;没眼力的人,却将这些归结为怨怼。”
二
《时光中的时光》一大缺憾,在于塔氏去世前几年的日记较为简略,尤其他最后一部电影《牺牲》拍摄前后的记录。主要原因,可能本书结集于九十年代初,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塔氏家人尚未公开更多日记。不过,大约四年前,笔者一腔热血与鲁莽,已从网上最详尽的塔可夫斯基资料网站(Nostalghia.com)转译《牺牲》前后的塔氏日记(收入拙著《新青年DVD手册周成林专辑》)。比较本书相关内容,这一部分更为丰富,但因网站英译来自波兰文译本,多有“转手”,加之彼时中译仓促,资料相对欠缺,错漏与不如意无可奈何亦无可避免。
然而正因如此,我才与《时光中的时光》结缘。本书中译与出版酝酿于三年前,其间几经周折,人事全非,译稿虽然近半,但因出版无望而几近放弃。好在心诚则灵,加之几位热心朋友鼎力相助,《时光中的时光》终有机会在塔氏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付梓,不亦这位杰出的电影诗人与艺术圣徒冥冥之中多加佑护?
塔氏日记虽系转译,翻译却有相当难度,不仅因为日记随心所欲,诸多人事物未必连贯,亦因塔氏时常穿梭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多维时空,并有大量古今中外引语,从老子到古罗马哲人,从蒙田到中古时代日本高僧,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所以,笔者常常苦于推敲某段日记或引语(若无现成中译或难觅,只好自己翻译;若有现成中译,但私下觉得不理想,参考之余只得另起炉灶),惟有咬紧牙关,竭尽所能,包括数度重温塔氏电影及搜罗相关纪录片,务求以通顺、地道与简约的中文,传达塔氏语感(哪怕通过英译)与本意。
因为地域隔阂,素未谋面只闻其声的韩猛先生乃本书中译本“始作俑者”,没有他的提议与鼓励,我不会有如此“痛苦”却又刻骨铭心的翻译经历,当然不仅仅限于文字,更在于书中的精神力量与不朽典范。同样因为地域隔阂,素未谋面只闻其声的友人牟君,帮我查找核对书中部分引语的中译,免去我翻箱倒柜或奔走书店的很多麻烦;不独如此,牟君还就中译初稿二稿的诸多翻译腔提出批评,使我有时时留心之“烦恼”,虽然我至今不敢保证,这些翻译腔伪中文已全无踪影。常居欧陆的老友谢君赠我原著,并于酝酿之初帮我打探本书版权来源,虽然最后花落别家,但不论如何,只要是花,开在哪里,都能开出一个独特而丰富的世界。最后,当然不是最末,我要感谢本书编辑陈凌云先生,我最难忘他通知我着手翻译的手机短讯:“有缘。”——人活一世,能与塔可夫斯基结缘,终究是件灵魂喜乐的好事。
当然,中译所有错缪尽归于我。
周成林
二○○七年二月廿八日凌晨
_________________
注一:Maya Turovskaya:《时空的轨迹:塔可夫斯基的世界》,第27页。远流出版公司1996年初版。
注二:Maya Turovskaya:《时空的轨迹:塔可夫斯基的世界》,第18、25页。
一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毋须笔者再来饶舌。翻译塔可夫斯基的日记选《时光中的时光》,如同观赏他的七部半电影,亦如同研读他广受好评的电影论著《雕刻时光》,俱是短暂与无常人生值得倾心倾力投入之事。因为,诚如塔氏弟子索科洛夫所言:“塔可夫斯基毫不妥协的艺术原则和个人典范,比他的风格更重要。”(注一)所以,若将《时光中的时光》局限于一册“专业”电影导演日记,抑或仅供研究塔氏作品及其生平的专家学者之学术参考,不仅有辱作者,也有辱这本书的诸多读者。
塔氏日记卷帙繁多,但因涉及私隐与品藻等故,一直未有全本发行。除了筹划中的俄文版,目前较好版本为英、法、意和波兰文等译本,并各有所长。这本《时光中的时光》,乃《雕刻时光》英译者Kitty Hunter-Blair直接翻译自俄文原件,这也是当今公认的最佳英译本。除了日记,书中并收录五则塔氏访谈、演讲记录与个人创作笔记,仔细阅读,不难发现与日记和《雕刻时光》的相通之处。
日记的时间跨度为十七年,即始于七十年代塔氏筹拍《飞向太空》,终于一九八六年病逝巴黎之前两个星期。就其创作生涯而言,几乎涵盖塔氏所有作品(包括《雕刻时光》一书)的酝酿、实施与完成。不仅如此,更显露他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经济困境,家庭与人际关系,创作艰辛,与苏联官僚的苦斗,也有内心彷徨,焦虑,怀疑甚至绝望。然而在我看来,全书最重要亦最令人震撼之处,却是塔氏日记贯穿始终、不断坚定的信念。这一信念,是对艺术、生命及真理的赤诚之心与身体力行,读来不仅感慨,更能烛照心灵,予人超越坎懔与创造的勇气。
塔可夫斯基一生孤高,性情内倾执拗,活在彼时苏联,心中郁卒,可想而知。即使后来移居西方,他亦有如鹤立,绝不屈从无孔不入的物质主义与庸俗风潮。或许有人认为,以开放社会的多元艺术观与价值观,以伴随时代发展不断出现的全新艺术表现与审美方式,塔氏终其一生追求的纯粹艺术与高尚人生等信念,不免太过理想与“独断”。譬如英国影评人Ian Christie就曾分析,塔可夫斯基“必须重被摆回那个培育他成为艺术家、给他许多很能欣赏他的观众的苏联环境中(虽然官僚体系桎梏重重)”;并且客观指出:“只有完全不用考虑市场(因为全由国家政治主宰)的苏联导演才会如此漠视商业考量。”(注二)
Ian Christie的分析并非一无是处。然而,置身这一玩世不恭大行其道,现实或“虚拟”得以至失真的纷纭人间,看过东西方太多“始乱终弃”、口是心非或笔是心非的各色“大师”及其作品,塔可夫斯基的理念纵然有其“独断”一面,但依然如天外来鸿,当头棒喝,促人惊醒与反省。比照他精心构造的几部电影与理论著述,塔氏日记好在无拘无束,直抒胸臆,让后来读者窥见他通往信念之路的点点滴滴与苦苦挣扎。尤其难得的是,他绝非口惠而实不至,而是以自己的所有作品、以自己的整个身心来力行,为时人与后人树立不朽典范。就此意义而言,塔可夫斯基与美国作家梭罗毫无二致(塔氏后期日记多次引述《瓦尔登湖》),他们都蔑视所谓公众舆论,都拒绝所谓的成功定义,都不为他人评判所动,但又不仅仅停留于摇唇鼓舌,而是始终活在自己的信念之中,甚至不惜为之献出一切。
《时光中的时光》深刻与动人之处,亦在于塔氏对生与死的思考(日记不仅记录很多梦境,也有灵光闪现的相关论说),不断的自我反省与自我肯定……尤其后者,读者最有可能心生误解。其实,正如上述英国影评人所言,读者仍需回到当年的苏联环境,才可见出相关日记的痛苦与积极内涵,即塔氏一方面拥有很多欣赏他的苏联观众,一方面又要与各路官僚苦苦缠斗,争取最大限度的创作乃至生活空间。肯定自己,肯定自己选择的崎岖之路,正可显示塔氏与现实搏斗(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后来移居西方)的痛苦心境与超凡意志。而他的这一心境,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表达得最为明晰:“我觉得我与蒲宁亲如兄弟:他的乡愁,他的希望,他的要求严格;没眼力的人,却将这些归结为怨怼。”
二
《时光中的时光》一大缺憾,在于塔氏去世前几年的日记较为简略,尤其他最后一部电影《牺牲》拍摄前后的记录。主要原因,可能本书结集于九十年代初,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塔氏家人尚未公开更多日记。不过,大约四年前,笔者一腔热血与鲁莽,已从网上最详尽的塔可夫斯基资料网站(Nostalghia.com)转译《牺牲》前后的塔氏日记(收入拙著《新青年DVD手册周成林专辑》)。比较本书相关内容,这一部分更为丰富,但因网站英译来自波兰文译本,多有“转手”,加之彼时中译仓促,资料相对欠缺,错漏与不如意无可奈何亦无可避免。
然而正因如此,我才与《时光中的时光》结缘。本书中译与出版酝酿于三年前,其间几经周折,人事全非,译稿虽然近半,但因出版无望而几近放弃。好在心诚则灵,加之几位热心朋友鼎力相助,《时光中的时光》终有机会在塔氏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付梓,不亦这位杰出的电影诗人与艺术圣徒冥冥之中多加佑护?
塔氏日记虽系转译,翻译却有相当难度,不仅因为日记随心所欲,诸多人事物未必连贯,亦因塔氏时常穿梭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多维时空,并有大量古今中外引语,从老子到古罗马哲人,从蒙田到中古时代日本高僧,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所以,笔者常常苦于推敲某段日记或引语(若无现成中译或难觅,只好自己翻译;若有现成中译,但私下觉得不理想,参考之余只得另起炉灶),惟有咬紧牙关,竭尽所能,包括数度重温塔氏电影及搜罗相关纪录片,务求以通顺、地道与简约的中文,传达塔氏语感(哪怕通过英译)与本意。
因为地域隔阂,素未谋面只闻其声的韩猛先生乃本书中译本“始作俑者”,没有他的提议与鼓励,我不会有如此“痛苦”却又刻骨铭心的翻译经历,当然不仅仅限于文字,更在于书中的精神力量与不朽典范。同样因为地域隔阂,素未谋面只闻其声的友人牟君,帮我查找核对书中部分引语的中译,免去我翻箱倒柜或奔走书店的很多麻烦;不独如此,牟君还就中译初稿二稿的诸多翻译腔提出批评,使我有时时留心之“烦恼”,虽然我至今不敢保证,这些翻译腔伪中文已全无踪影。常居欧陆的老友谢君赠我原著,并于酝酿之初帮我打探本书版权来源,虽然最后花落别家,但不论如何,只要是花,开在哪里,都能开出一个独特而丰富的世界。最后,当然不是最末,我要感谢本书编辑陈凌云先生,我最难忘他通知我着手翻译的手机短讯:“有缘。”——人活一世,能与塔可夫斯基结缘,终究是件灵魂喜乐的好事。
当然,中译所有错缪尽归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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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Maya Turovskaya:《时空的轨迹:塔可夫斯基的世界》,第27页。远流出版公司1996年初版。
注二:Maya Turovskaya:《时空的轨迹:塔可夫斯基的世界》,第18、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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